隔代教育并不是今日才出现的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，三世同堂以及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相当普遍，许多古代中国人都是在祖母、奶奶以及母亲的三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——爷爷和父亲们在外主事，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止于“过问”。
　　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一例。
　　那时，一个中国男人，通常是从他长大成人后才开始变成男人的。当他走向社会，与父亲一样担当起家国天下的责任时，他的男性教育才刚刚开始，即使从小接受过男老师所授的知识，长大后方有机会实践。
　　今天的教育学者孙云晓说，教育是心智的培养，而不是知识的灌输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少年时的教育，与读多少书关系不大，而他所接受的上辈人的言传身教才是关键。
　　也许正因如此，农业社会形态下的中国人，特别是男性，性格里有许多被雌化的因素，阳刚不足阴柔有余，普遍有深刻的恋母情结，皆因当时的隔代教育其实是母系教育。甚至有历史研究者认为，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就是女性视角，中国诗词歌赋里一片阴风浩荡。
　　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农业文明日渐被工业文明取代。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了工作的权利。女人从相夫教子的角色中摆脱出来，孩子被当作家庭的公共问题。此时的隔代教育中，由于母亲的退场，也由于退休制解放了老年人，孩子接受的往往是爷爷奶奶们的教育。
　　这种工业时代的隔代教育大规模出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。那时，大批农业人口被招工进城，而他们的父母多半还在农村。所以，那个时代有很多孩子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。陪伴他们童年岁月的是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们。这部分孩子日后进了城市，不能认同父母的排斥感与不能适应城市的自卑感一样强烈。隔代教育，使这部分人中的很多孩子与父母间出现了感情危机。据说，80年代末盛行一时的“代沟”大论争，就是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身上发端的。
　　不管是在当时，还是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里，从来没有人明确指出“隔代教育会误人子弟。”而今天，这个问题却彰显出来。